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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司法独立于政治权力——马克思的司法独立思想  

2013-01-15 23:05:34|  分类: 东鳞西爪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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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分权思想的对象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司法权是不包含在其中的。这与欧洲的权力分类传统有关。起码在19世纪以前的欧洲的学术传统里,国家权力只是指立法权和行政权,司法权是属于社会的,在国家权力之外。黑格尔将司法划为市民社会的一部分也是这一理论传统的体现。这一学术传统是欧洲司法权实际状况的真实反映。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证明司法权的社会性的同时,特别批评司法为政治权力所用,使司法权具有了政治性。司法权政治化是对司法权本质的破坏;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政治性”是与强制、甚至暴力同义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经常可以见到对司法不独立的抨击,对司法独立的赞赏。1858年,马克思对普鲁士宪章允许行政干预司法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864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案中,马克思对俄国司法不独立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恩格斯主张司法权应当独立于检察权。在当时欧洲的传统中,检察权是从属于行政权的,是向行政长官负责的。恩格斯的思想可以从他在“新莱茵报案”中所作的辩护中清楚地看到。他对陪审员们说:“如果你们要像检察机关所解释的那样,把关于诽谤的第三六七条运用于报刊,那末你们借助刑事立法就可以把你们在宪法中所承认的和通过革命才取得的出版自由取消……如果现行法律和社会发展刚刚达到的阶段发生显著的矛盾,那末,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的职责恰恰就是要在过时的律令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的斗争中讲出自己有分量的话。那时你们的任务就是要超过法律,直到它认识到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为止。这是陪审法庭的最高尚的特权。诸位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文字本身就便于你们执行这个任务。你们只是应当根据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政治权利、我们的社会要求来解释它。”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司法监督行政。马克思在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中提出,“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该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失职行为……”

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司法独立马克思恩格斯无疑是肯定的,晚年的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明显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政权也需要司法独立。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司法独立是“表面的”,“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为改变这种表面的独立,实现真正的独立,公社的法官“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可见马克思主张法官选举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使法官摆脱议会与政府的控制而获得独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司法独立的思想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司法权的社会性

在对司法权的认识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深受西方民主司法精神的影响。前已论述,在西方的历史上,司法权是长期属于社会的。这一事实在思想中的典型表现就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分的思想,特别是其中司法是市民社会一个要素的理论定位。这一思想被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下来,作为讨论司法问题的前提。司法权的社会性是相对于政治性权力(立法权和行政权)而言的,是指它是由社会所享有与控制的,不是由政治家或政治暴力所控制的。

早年的恩格斯就认为司法权是社会的,不是政治或国家的,并以此来反对国家和阶级对司法权的控制。恩格斯在《〈刑法报〉停刊》一文中指出司法权与行政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同时认为在英美等权力分立的国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彼此是完全独立的”,“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势必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这种混合的必然结果就是让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官。”那么,司法权与行政权有什么不同呢?恩格斯指出,“司法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是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恩格斯称那种受行政控制的司法为“批发式”的宣判,它是由“国家官吏而不是由独立的陪审员根据起诉进行审判。”

恩格斯晚年(1882)对德国历史上的“马尔克”制度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这一制度下司法权是人民直接掌握的。恩格斯指出,在这种制度下司法是社会的事,且这一制度在中世纪长期存在,在国家产生以后,司法权“仍保留在人民手里”。恩格斯说:“古代,全部的公共权力,在和平的日子里,只限于司法权力,这种权力由百户、区和全部落的民众大会掌握。但是,民众法庭不过是一个民众的马尔克法庭,它所处理的不单是马尔克的事务,而且还有属于公共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情。在行政区制度形成以后,国家的区法庭和普通的马尔克法庭划分开了,但这两种法庭里面的司法权,仍保留在人民手里。只有当古老的人民自由已经大部丧失,为法庭服务和服兵役已成为贫穷了的自由人民的重担的时候,查理大帝才能在大多数地方的区法庭里,用陪审员法庭来代替民众法庭。但这丝毫也没有触动马尔克法庭。恰恰相反,它们仍然是中世纪领地法庭的典范。就是在这种法庭里,领主也仅仅是个提问题的人,判决者则是臣仆自己。”

司法权社会性的表现在于它是完全独立于立法和行政的,它的制度性依托就是陪审制。恩格斯认为,现在的资产阶级之所以反对独立的陪审员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对于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不利。他说:“陪审员的自由法庭当然不合他们的心意。因为自由法庭不仅会使他们丧失司法职权,而且会使法律的神圣的字面意义,即死板和抽象的法面临危险。而这个法无论如何不应当被破坏。它是他们的帕拉斯神像,因此,如果在法国或英国,有一个不幸的无产者在饥饿难忍的时刻偷了一文钱的面包,尽管案情已经得到证人的证实而且被告也供认了,而陪审员仍然宣告他无罪,那些老爷们就惊恐万状地大喊大叫起来。于是他们郑重地宣称:请看,陪审法庭的后果如何——财产和生活本身的安全失去保障,非法行为合法化,公然宣扬犯罪和革命!”这一思想在后来就发展成为在无产阶级掌权的时代,主张法官由普选产生的思想,主张社会通过普选制选举与罢免法官来实行社会对司法权的控制。这在恩格斯晚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作的导言中可以看到。

司法权的社会性还表现在司法权是社会进步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司法权的崛起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在西方,1415世纪开始了现代的社会分工,“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法院的权力开始获得重要的意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当这种广泛发展的分工成为绝对必要的时候,法院的权力达到了自己的最高峰。”

 

(二)司法权的特殊性包含了独立性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注意将司法权与行政权加以区分,强调这是两种不同的权力。这从马克思将书报检查官与法官相对比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说:“书报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他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书报检查官则有义务根据官方就个别事件向他所作的解释来理解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不独立的书报检查官本身就是政府的一员。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而书报检查官表现出来的则是个人品性的不可靠。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是新闻出版界的一定的违法行为,而在书报检查官面前受审的却是新闻出版的精神。法官根据一定的法律来审理我的行动;书报检查官不仅惩罚罪行,而且他自己也在犯罪。”与马克思相类似,恩格斯也以权力所关涉的事务的普遍性程度对权力进行过划分。他认为国家的管辖范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事情,而涉及这个或那个人的事情则不在内。由此就产生了国家的中央政权有权颁布法律,统率管理机关,任命国家官吏,等等;“同时也就产生了这样一条原则:司法权决不应当同中央发生关系,而应当属于人民属于陪审法庭。”

从上述引言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区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标准主要有:1)独立性程度不同,行政权官员是不独立的,他向他的上级负责,法官则是独的立,法官没有上级,他只向法律负责,由此而产生第二个区别;2)行使权力的依据上的差别,行政官员行使权力时没有独立的法律解释权,他要依据上级对法律的理解来行事,法官则有法律解释权,可以按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来行事3行使权力时的社会角色不同,行政官员行使权力时是以政府一员的身份行使权力,法官行使权力时则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上,不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也不是站在诉讼任何一方的立场;4)结果的公正性程度不同,行政官员的行为因其法律性程度低,由较多的个人色彩,所以他本身可能产生罪恶,而法官的职务行为因其法律性程度高,所以法官职务行为有较多的公正性。在上述司法权特殊性的描述中,已经内在地包含了独立的要求或属性。

(三)司法独立才有自由

马克思认为司法独立与自由是息息相关的。在德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王权逐渐控制了司法权。针对这一倒退,马克思主张法院摆脱国王的控制而取得独立地位。他说:“自由的法庭和不自由的国家是互不相容的。”如果国家机关在一个集权的人物例如国王的控制下,那末,法庭就不能自由;如果法庭是自由的,国家就是自由的(指国家中的人民的自由——引者注)。因此马克思说“自由的法庭和不自由的国家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说,“自由的国家”即人民享有自由的国家的前提是有自由的法庭,没有自由的法庭就没有人民的自由,有了自由的法庭就不允许存在不自由的国家或者国家就肯定是自由的。可见马克思对自由的即独立的司法的重视。在当时,马克思的思想算得上是激进的,他不但反对君主专制,而且强烈地反对君主立宪制。称这种君主立宪制是“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君主立宪制下司法不独立有关。

1860年代,马克思针对一件发生在英国的案件的评价中再次表达了相同的思想。这是一件关于新闻自由的案件。被告劳埃德新闻周刊因发表的一篇反对密探的文章中有如下的话而被控诽谤:“每一个正直的人都有责任除掉这个可耻的密探机关”。法官对言论自由持保护态度,他在对陪审团的讲话中说:“陪审员在很多方面仰仗报刊自由,但陪审员并不是因为报刊自由才享有独立性,相反,是因为陪审员享有独立性报刊才自由。”这里马克思明显地将审判独立与言论自由相关联,将审判独立视为言论自由的条件。

(四)反对种种控制司法的企图

马克思对普鲁士政府通过控制法官而控制司法的行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马克思说,1844330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臭名远扬的法官纪律法。根据这一法律,只要内阁的一纸法令就可以撤换法官或免除法官的职务。最后一届“联合议会”废除了这一法律,并重新制定了以下原则:只有根据法庭的判决,才能撤换法官或免除法官的职务。而一些法院按照清除大臣的方法行事,想用道德压力来迫使政治上受到损害的同事辞职。他们用此方法企图把政治观点不合乎普鲁士王国的“荣誉”标准的法官赶出法院。马克思称这种肆意践踏法律的行为是把法院“变为军官联合会”。这样做的结果是,“由于法官处于依附地位,资产阶级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于政府的司法,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法纪本身已让位于官吏的专横……普鲁士各高等法院的谄媚的声明不过是这些法院即将按照专制精神进行改造的最初征兆……”这里马克思所捍卫的价值就是今天司法独立的制度,马克思把政府对司法的控制作为专制政府的标志。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通过控制陪审团而控制司法的行为也进行了抨击。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普鲁士建立了行政专横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陪审团被政府控制,独立的陪审制度成为摆设。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与批判。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中,马克思说:“被告们所体现的手无寸铁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在由陪审法庭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前;因此,这些被告的罪是老早判定了的,因为他们是站在这样一种陪审法庭面前”,同时,在这样的陪审制度下,政府也就“破坏了一切刑法典的法律”。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曾因宣传革命思想多次被告上法庭,在审判中,政府表现出强烈的控制司法强加以罪的倾向。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深恶痛绝。1848年,工人报的主编哥特克及其同志们受到审判,马克思对官方在审判中操纵遴选陪审员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指出,资格限制使一定的阶级享有从自己的人当中挑选陪审员的特权,编制陪审员名单的方式使政府有权操纵垄断,从特权阶级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人。行政区长官从全区的陪审员名单中挑选出一些人,编制成册,然后政府的司法代表再加以清洗,把这个名单缩减到36人,最后,当陪审法庭真正组成的时候,检察机关有权从36人中选定12人。他说:“在这样组织起来的陪审法庭上,那些公开反对特权阶级和现存国家政权的被告要是不直接落在自己死敌的手中,那简直是奇迹了。”



——摘自博主所著《规范权力》(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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